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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讚中元為道教與民俗共同的節日，為三元齋的中元齋，也是佛教傳入中土後漢化成功的「盂蘭盆節」，加上儒家禮制支持帝制官僚體制的厲祭，可説三教都能共同關懷的歲時節俗。由於帝制終結而厲壇之祭消失，道教與佛教仍然持續這種文化傳統，故臺灣漢人社會複合二教或三教的信仰習俗，乃淵源於歷史傳統，關鍵時代為李唐帝室崇道，使三元齋節定型化，同時也接受佛教節日，民間的歲時也沿用道、佛二教的節俗。唐人韓鄂在《歲華紀麗‧中元》即說：「道門寶蓋，獻在中元；釋氏蘭盆，盛於此日。」就表示道教在大獻科儀中頗為擅長，佛教也將印度的結夏制轉用於中土，每逢夏季不便四處行走（雲水），就聚在一起誦經，解夏後將誦經功德迴向父母及眾生、餓鬼，這種慈悲結合孝道能夠適應漢地倫理，使盂蘭盆會成功的轉型。而道教的三元齋會則由教團內部轉變為民眾共同的節日，目的在祈求赦除先祖之罪並及於孤厲。後來在中元齋中所禮誦的經懺，就是三官經配合三元懺，迄今仍然保存三元齋的遺意；所祈求赦免的仙聖，則從地官赦罪擴增為救苦天尊與普化天尊。而佛教也因應漢地的需求，所禮敬的佛菩薩同樣漢化，既有目蓮救母的經典持誦，也在唐代以後強化觀音的救苦、地藏菩薩的慈悲賑濟，都表現在結壇的壇場和儀軌。故在民眾的信仰習俗中，慶讚中元與盂蘭盆會並存，明清以後既已普遍以迄於今。

 

臺灣漢人社會延續中元節俗，移民在遷移、開發的過程中，歷經環境的克服、族群的械鬥等，所發生的傷亡特多，就重視中元節的普度習俗。而慶讚中元與盂蘭盆會則仰賴道佛二教，即因籍屬分布而分別適用。如基隆中元祭為首一被列入國定的重要祭典，即為「漳泉拚」的族群械鬥遺跡，就靈活使用道、佛二教的普度儀式。當初漳州人先移入而佔有港區，靠捕魚與港灣之利唯生；泉州人較晚到，只能向山區發展，著重農業生產。由於分籍聚居，原本各有中元節的年例習俗，後來則導因於族群間的紛爭：從水道灌溉的使用到生活習俗的差異，彼此之間難免發生械鬥；最大的傷亡事件為咸豐年間的魴頂械鬥，死亡人數超過百人。雙方有識之士為了平息報復，決定收埋遺骸各自建祠祭祀：即老大公廟與獅球嶺公墓；又議定按照舊俗普度，採取擬血緣的字姓組織，而不再區分漳泉。最初組成十一姓輪普，即俗稱的「張頭許尾」：張廖簡為首，依序為吳、劉唐杜、陳胡姚、謝、林、江、鄭、何藍韓、賴、許。從此打破漳、泉籍的分別氣類，以「拚陣頭代替打破人頭」，字姓排序每年輪普，各以經濟實力拚陣；而小姓所組的「聯姓會」，後來也都紛紛獨立，故擴大為十五個字姓。由於十五年輪普一次，所形成的良性競爭，使地區性的普度成為中元普的範例；而地方社會在七月中盛行私普：諸如廟普、街普；市場普、碼頭普，或子弟普，連小孩也有囝仔普（金童普），就形成地方普度的熱烈氣氛。

 

桃竹苗客家地區的義民祭，同樣也選在七月舉行普度，其輪普單位目前總共有十五個村鎮，都因採取輪普制而得以長期持續。其歷史成因的背後仍為族群械鬥：先有林爽文事件，後有戴潮春事件；客家社會在起事的紛亂中，為了自保既組成團練，也參與清廷福康安的平亂。事件後收拾餘骸，用牛車載歸埋葬：苗栗建有義民祠，而新竹、桃園則因牛車停住而葬於新埔，並建義民祠奉祀。當地仕紳倡議區內客家聚落輪普，即由十一區逐漸擴大為十五區，各區年例輪值祭祀，在農曆7月20日於新埔義民廟廟前盛大舉行，依例多由當地的釋教團體主持；而地方民眾則以賽豬公、比羊角參與，形成牲牷之祭的禮。類似的械鬥事件後立祠祭祀，基隆地區既有道壇也有佛寺，分別與各字姓團體合作，採用慶讚中元或㿻蘭勝會進行；相較之下，在義民爺信仰的客家區內，平常即由當地釋教主導喪葬儀式，故七月年例的義民祭活動，也依俗通常採用盂蘭盆會，成為另一種普度的族群特色。

 

中元節與七月普度的結合，地方社會與當地佛、道壇相互配合，經久之後就形成地區性習俗，主要原因即為儀式專家的數量有限，在七月為了均衡分配，就自然形成區域性的輪祭制。早期有名的典型就是中部的鹿港地區，當地流行的〈普度謠〉，就顯示在一個月內分區進行，並非集中於七月十五，儀式專家則為當地靈寶派道壇（主要由施姓道士世家主導）；而中南部則有諸羅（嘉義），也是在月內全市分區輪普。民俗的考慮就是七月鬼門一開孤幽放出，整個月在輪祭區內，都可使孤幽得享施食；而當時的社會、經濟情況，則是考慮祭拜物質的供需需求，避免轟擡物價；而儀式專家的數量同樣需要合理的分配，才足以應付地方各區的需求；尤其早期有相互宴請的人際關係，在區域內自然形成輪普區，才符合當地社會的文化生態。這種臺灣社會所形成七月輪普制，從清領到日治時期基本未變，縱使日本的殖民統治期間，也並未受到政治的破壞。

 

在節慶史上出現一次較大的改變，為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基於反共的政治形勢，即以改良風俗的理由進行節約，規定七月普度集中於中元節一天，這種政令破壞了原本的區域輪普制。不過節約的改良政策後來無法完全施行，卻又因社會變遷後的現代化變化，城鄉人口出現大量的移動，尤其年輕世代集中於城市地區，導致七月的整月普度逐漸變動：如鹿港地區曾經一度想要恢復，想按〈普度謠〉再度恢復全境分區輪普，卻因年輕人口的大量外移，年長者無力也就無意願配合。有的則因地方團體而有不同的自主性，如基隆中元祭的普度時間，後來就固定於七月十五舉行，字姓團體並未恢復較為合理的七月底；但是市區內的分區普度則自然調整，各種普度各視所需而分散舉行，才形成七月隨時可見的普度文化。

 

中元節採用區域輪普制的，因而得以長期延續地方傳統的，「鷄籠中元祭」採取字姓輪普，新竹義民祭則採用村鎮單位輪普，主要就是年循環的時間較快，且大普度的事情頗為繁雜，故輪普制較方便分攤勞力與物力。可以對照頭城所恢復的搶孤活動，其熱烈情況可與恆春搶孤南北呼應，主要即改變原本任由民眾搶上孤棚的危險性，轉換為競技性的民俗體育：在高高矗立的木柱上塗滿牛油，參賽者必須組織團隊，既需體力的訓練，也在臨場相互配合，才能在激烈的競技上，經由合作而得以強標。兩地主辦者都設法增加難度，同時也注意攀爬者的生命保障，使得標者獲勝後得到奨勵與榮譽。這樣搶孤活動成為轉換成功的民俗典型，既因應社會對傳統民俗的回潮效應，也在七月的普度習俗中建立在地特色。這種活動並非採取傳統的輪值制，而由地方團體（青商會）所主導，不同於基隆或新竹的傳統方式，故在人力或財力上均需較大的負擔。現代化之後臺灣社會能保存中元節俗，無論延續傳統抑或恢復古例，顯示當代信仰習俗的持續存在，都表示民間所保有的文化活力，並不因西方科技文明的衝擊即會消失，反而能成功轉型為民族的文化標誌。

 

【撰寫者】

李豐楙（政治大學宗教所講座教授）

【參考文獻】

1. 李豐楙等，《鷄籠中元祭祭典儀式專輯》，基隆市：基隆市政府，1993。

2. 李秀娥，《臺灣民俗節慶》，臺北，晨星文化，2004。

3. 鄭志明、黃進仕，《嘉義市中元普渡藝文資源調查計畫報告書》，嘉義市：嘉義市文化局，2000。